生当复来归 (第3/6页)

问题？他有什么问题？他建国前就亡去的父、兄，不过是在清人那里谋了份抄写文书的差使，怎么就成了“满清余孽的代理人”？他自己又怎么成了“封建势力的狗崽子”？难道就因为他在南斯拉夫当了几年大使，他就是“里通外国的潘震黑帮分子”了吗？“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”这个名头又是从哪儿来的？这些事，他怎么都理不清楚——可他也睡不着。因为，只要伍秀泉一躺下，一合眼，批斗大会的广播和口号，就似乎又会在耳边响起：

    “……一小撮地富反坏右是不甘心灭亡的！他们总是要施展各种卑劣手段，进行煽动，制造分裂，煽阴风，点鬼火，破坏革命的大联合，妄图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！”体育场上，最大的扩音喇叭字正腔圆地重复着同样的话。

    “咱们要以毛主席思想为强大武器，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在各方面的修正主义流毒！”而主席台上的人则在带头喊，“——打倒里通外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伍秀泉！”

    “打倒中联部头号反动走资派伍秀泉！”另一个领头人喊得比他更为大声。

    “打倒中联部头号反动走资派伍秀泉！”台底下的人开始跟着大喊。

    那实在是种会令任何人都毛骨悚然的巨大声响：一旦他们开口，环形体育馆中的几万个人就会同时、整齐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口号，制造出一种几乎要将整个天穹都掀翻的，超自然的声浪。任何人，哪怕只有一次——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，就不会再惊讶于受害者们的沉默了。

    那一天，这个曾为共和国出生入死的军人有生以来第一次，被人毫无尊严地反扭着双臂、戴着高帽，在环形体育馆正中央向数万个人下跪。而在他旁边一同跪着的则是傅涟漳，一位善良且医术高明的医生。

    “伍秀泉，”领头的红卫兵把一块黑牌挂到了他的脖子上：“你这个混进革命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！”

    那写着他名字的黑牌子很沉，没有多久挂绳就已经在他脖子上勒出了血痕，他的脸也因透不过气而涨得通红。

    “对，我揭发他，”主席台第一排的一个红小兵大吼道：“他写大字报，鼓吹苏修、南修，和刘修的‘三和一少’，给修正主义头子们贴玉镶金，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林副主席！”

    “还有——上次的批判大会，他带头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汪家详、傅涟漳，兔死狐悲、物伤其类！”

    “对！包庇这个卫生部头号三反分子，天主教会间谍！”

    批斗大会就像变戏法：从一个硕大无朋的黑箱子里随意地拿出两个彩色的号码球，将它们组合，就成了一项前所未闻，但十恶不赦的新罪名。

    伍秀泉什么也听不进去。他的头很晕，长征时埋下的病根时常发作——这偶尔给他带来幻觉：底下山呼海啸的人声让他想起，很多年前有一个五月节，他也是这样被苏联人团团围住的。后面发生什么事了？他努力回想，然而正午的烈阳灼烧着皮肤，涌出的汗水沿着绳索泡着伤口，一同刺痒地侵蚀着记忆——他不记得了。

    一个红卫兵端来一盆腥臭的墨汁，举到跪着的他面前：“动手，黑帮分子，自己抹鬼脸！”

    伍秀泉抬头精疲力竭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：高大，戴着绿军帽，长得像一个怎么也想不起来脸的故人——或许是因为这一点，这位倔强的军人才顺从地拿手蘸满了气味难闻的墨汁，一点点缓慢地往自己脸上涂，直到看不清他左脸那个标志性的伤疤。

    “不够，反省力度不够！”红小将指着伍秀泉被涂黑的照片，“你们这些黑帮分子——”他把那盆高高举起，对着伍秀泉的脸上使劲一泼，墨汁就顺着他的眼睛、鼻尖和嘴往下流淌，一滴滴地溅到红卫兵脚前。

    另一个红卫兵也走了上来，拿起一只毛笔，在他浆得整齐的白衬衫上写了一行字：“打倒黑帮分子伍秀泉！”

    于是，像一种比试一般的——那个年轻的红卫兵索性揪起伍秀泉的衣领，将那剩下半盆腥臭的墨汁从他的脖颈灌了进去：冰凉的墨水先慢慢浸湿了白衬衫，然后像一条蜿蜒的黑蛇，穿过伍秀泉的腰间，顺着双腿从灰蓝色的裤子渗出一道道的黑色痕迹，最后由裤脚流淌到水泥地上。

    “打倒死不认错，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共产主义路线的苏修分子伍秀泉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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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那个年轻人用自己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义正言辞地喊，而这一点声音，还没有等伍秀泉来得及分辨，很快就被千千万万同样的声音淹没了。

    “——啪！”

    昏黄电灯的钨丝烧断了，整个屋子陷进了彻底的黑暗之中。

    3.

    我们连夜把首长送进了医院。

    万幸，最后首长没有大碍，医生说是劳累过度，需要好好卧床休息。打了退烧针又吃了对症药，窗外的雨声终于渐停。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晨光，待药效上来以后，首长才沉沉地睡过去。

    天亮后，另外的警卫员来和一夜没睡的我换班。等我再轮班回到病房时，竟看见首长正伏在病床的桌板上，专心致志地审阅之前送来的书稿。

    首长的脸色还是很苍白——我看向秘书同志，他无可奈何地冲我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“不碍事。”见我一脸担忧，他只是笑着摆了摆手，“这两天把剩下的看完，就可以拿去反馈给出版社的同志了。”

    斜阳从窗外照进来，带来点暖意。我给首长倒了杯水，守在病床边看他在书稿上拿钢笔认真地勾划——有些地方被他圈了出来，在空白处写了一大段墨蓝色的批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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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晚上，秘书同志回去处理材料，我留下来照顾首长。我见他精神头还不错，就去楼下打了壶开水。没想到开水房还要排队，等我回病房的时候，首长已经靠在床头，捉着笔睡着了。

    他常年失眠，能安睡哪怕一小会也是好的。于是我轻手轻脚地过去，把钢笔从他指间取下来，又替他把桌板上的书稿整理好。

    几沓厚厚的稿纸里落出一张老照片，我把它从地上捡起来：

    ——照片里的人虽然不甚清楚，不过我认得出来，那是刘博兼将军。一片白桦林中，他穿着军大衣，在纷飞的雪花里风华正茂地微笑着。

    照片底下写了年份：“1928”，右下方还有一大团被火烧过的痕迹。

    我小心翼翼将这张照片夹进书稿里，撤掉桌板，为首长掖好被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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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天亮了，看守的人过来把他们这些“牛鬼蛇神”拉出去开始劳动改造。

    尽管是“改造”，然而这类重复性工作几乎只是为了折磨人而存在的：早上，这一帮“黑五类”，先是得拿一个小铲子，把那些漫天席地的大字报从楼道的阶梯和墙面上铲下来，然后用手推车一趟一趟地运出去；然后再拿着镰刀，去楼前齐腰深的污水河中割芦苇、茅草；或者再差一点，去打扫到处都堆着排泄物，恶臭熏天的公用厕所——这种繁重而充满侮辱性的工作将一直持续到傍晚，他们才会被允许回到那间十见方不到的小屋子里，吃点掺了沙子的米粥。

    伍秀泉的情况早些年就已经不太好了，而现在又日复一日地浸在这种环境里，身体还没垮掉几乎是一种奇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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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42号，”另一个黑五类凑过来问眼神发飘的伍秀泉，“你还撑得住吗？”

    “还行，”他抿了抿干裂的唇，费力地挥动镰刀割下一把苇草，“昨天没睡太好。”

    中联部的大夫给他开了地西泮，但现在药都被看守他们的民兵管着，一天只愿意给他半片——药效不够，有时候就算吃了也睡得很浅。

    “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……”那老头继续絮叨，他年纪比伍秀泉大许多，头发都快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