参商移（上） (第1/6页)

    1.

    首长的左脸上，有一道狰狞的旧伤，从左腮一直贯穿到耳后。

    那道伤口很深，我每每看着都觉得胆战心惊。然而首长聊起它的来历时，却说得有些云淡风轻：

    “那是当年红军第三次反‘围剿’战争时留下的，”首长摸了摸左脸，笑中带着一点自豪，“二十三岁那年，在芦丰，我参加了回国之后的第一场战斗，没想到一下就负伤了——只不过还算幸运，没有缺胳膊少腿的。那个时候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啊！万幸还年轻，身体好，扛住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弹片都取出来了吗？”

    首长笑着点了点那道伤疤：“喏，已经是跟着我五十几年的老伙计了。”

    “我在后方医院疗伤了一段时间后，组织上又安排我去瑞金，参加红军学校的建设。那年秋天，我在那里参加了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大典。现在想想，那一年真是终生难忘啊。”

    //

    在野战医院的走廊上醒来时，伍秀泉发现自己不能说话了。

    “醒了？”端着药盘的护士走进来，坐在床边给他换药。

    麻药的药效还没过，年轻人的嘴唇和舌头完全没有知觉，只能从喉咙里挤出一些含糊的呜咽。

    “你这小孩真是命大，”她开始取缠在他脸上的厚纱布，凝固的脓血和组织液把布和皮肤黏在了一起，很难将它们剥开，“子弹刚好给牙挡住了。要是再打低点，那就严重了……”

    护士一边换药，一边唠叨，而他什么都听不进去。他凝视着斑驳的白色墙皮，用迟钝的大脑一点点地回忆：战壕上溅起来的沙。尖啸着擦过耳边的子弹。一个接一个倒下的战友。马克沁重机枪特有的，链条切换的声音。然后是发麻的左腮，流个不停的血，就这些。

    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一样，他扯住护士的袖子，发出一些急切的，呜呜啊啊的声音。

    “等等，你等会，”护士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，“要说什么写在这上头，我可听不懂你那哑语。”

    他抓过纸和笔，在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四个字：

    我们赢了？

    “赢了，赢了。”虽然这么说，护士的脸上一点笑也没有。

    他也没有笑，甚至没有一点胜利后的喜悦，捏紧笔的手只是在冒汗：

    伤亡？

    “这你别问我，”护士扭头看向走廊两侧躺着的伤兵，他们正在因为痛苦和缺医少药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，“但不少。”

    一种令人恐惧的可能性涌上他的心头，抖着手，他写下最后一行字：

    请帮我联系一位叫刘博兼的书记。

    护士只是扫了一眼字条，叹了口气：“我尽量吧，外头的事，不好说。咱这边的通信站都被破坏了，白军凶得很呐……”

    青年在长汀度日如年地等待了一个月，每天趴在窗口，望着院中茂密的香樟树等消息。然而偶尔传来的音讯全是坏的：上海的某个地下党叛变了，许多同志被捕了；日本人的关东军打进了沈阳，连铁路也被他们占了；闽西一个月肃了好几千个“反革命”，和自己一同从苏联回来的人被活埋了……年轻人夜里偷着流泪，白天却得咬着牙，一边照顾别的伤员，一边硬撑。他还没等到刘博兼的消息，一点也没有。

    他左腮上那道贯穿牙龈和耳后的伤口渐渐长拢了，纱布被拆了下来，露出深褐色的血痂。沿着疤长了些粉红色的新rou出来，有些痒，他总忍不住去挠它。一周前，医院的院长傅涟漳医生听说他刚从莫斯科回来，硬要拉着他去给群众和士兵们演讲。年轻人讲着讲着，因为讲得太激动，流着脓的伤口又被撕裂了，被重新缝了几针，挨了护士一顿训。

    长汀是闽区后方一座依着汀水修建的平静小城，乡亲们都是一贫如洗但质朴的农民，常带着他们本就不富裕的口粮来补贴这些伤兵。但就这样也吃不饱，或者干脆没什么吃的。一些受了重伤的人白天喊着饿，半夜就死了。青年要好一些，他年轻，健康，靠乐观主义精神和等着某封来信的希望，竟然扛过来了。

    九月尾的一个下午，他照例在走廊里照顾那些新来的伤员。胖护士长从外面回来，从怀里掏出一张被揣得皱巴巴的纸递给他。

    “天天送来这么多人，走廊里都要躺不下了都——”她气喘吁吁地抱怨，然后转头便看见这个一向开朗的年轻人脸上竟淌下了两行泪水。

    “哎哟，怎么了，小伍，”她说，“怎么还哭上了？”

    “没事，”年轻人抬起头来，用手揉了揉他那双漂亮的眼睛：“我就是太高兴了。”

    纸是拿旧油纸铺开后的背面写的，上头只端正工整地写了两行字：

    边区无战事，我一切平安。

    刘博兼

    秋末，伍秀泉接到了调往瑞金参与红军学校建设的委任状。

    清晨，伍秀泉刚在城南的天后宫报了到，就听见外头打马来的声音。

    他远远望去，一匹高大的马正驮着一个着军装的人在道路上飞驰。那马是良驹，马上的人又骑得极快，直骑到堂前，等那军人急急勒住缰绳、利落地翻身下马时，土路上扬起的尘烟都还未落定。他下马后一刻未停，匆忙地向堂内大步走来。

    青年看清那人的身影后，只觉得眼眶发烫。等军人走到他面前，他绽出一个欣喜若狂的笑，两腿一并，冲着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：“刘博兼主任，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射击教员兼四连指导员伍秀泉，向你报到！”

    政治部主任飞快地回了一个礼，然而，在他眉头紧蹙的脸上却看不到半分重逢的喜悦。

    “秀泉，”他两只大手死死扣住青年的肩膀，把他拉得更近：“你的脸怎么了？！”

    年长的军人想抬手触摸那道像蜈蚣一样狰狞的疤，但最后只是颤抖着把手放下了。他盯着年轻人的脸，眼中全是心惊和后怕。

    “夏天在芦丰参加战斗时不小心伤的，”年轻人摸了摸自己的左腮，朝着对方傻笑，“已经好了。”

    然后他就被拉进了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怀抱。

    “伍秀泉，”刘博兼结结实实地抱着他，“……你回来就好，”一个一向古井无波的人这时声音竟在发抖，“回来就好。”

    年轻人把鼻子埋进他的肩窝，军服上传来一阵令人熟悉而安心的气息。不是轮渡上海水的咸味，也不是战壕里的硝火，或者马克沁重机枪的枪油味。只是简单的，熟悉的肥皂和一点香烟的味道。他贪恋地吸了一大口气，然后才用手肘轻击了一下刘博兼的胸腹，将他们拉开一些距离——对于普通的共产党员来往而言，他们拥抱的时间实在太久了，而警卫员正在好奇地朝这边看。

    “对，我回来了。”他笑得一如既往的明亮，像瑞金的骄阳。

    刘博兼眼神复杂地看着自己的青年：因为受伤，他把头发剃短了。脸也晒黑了，还留了疤。尽管脸上柔软的线条，比如眼睛，嘴唇，容易暴露他的善良，但他已经是个合格的革命者了。这意味着他已经准备好去送死，或者让